只不过是一个正常征收,一个略有超出罢了。
只有达到或是超过最高上限的,朝廷才征收多处三成的钱粮。而且若是主人有军功在身,或是有大功于朝廷,还有一定的豁免年限,以及降低征收标准的待遇。黄琼也知道,这个明诏一旦颁发,会引发相当大的社会矛盾。但严峻的事实,却是已经到了不改变不行的地步。如今天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土地,都归到了豪门大户以及宗室的手中。
当初大齐开国之时,因为长期的战乱,导致丁口锐减,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所以,开国时期采取了前唐开国初年的均田制。并由朝廷给与种子以及耕牛,对农业扶持。但随着天下承平日久,几乎可以说历朝历代出现的,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占据天下人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是落得一个无田可耕,生活日益贫苦的地步。
而那些掌握了大多数土地的豪门大户,以及宗室之中。宗室自从理宗年,就压根不缴纳钱粮。至于那些豪门大户,也会想方设法逃过该缴纳钱粮。除了想方设法,扶持家中之人进士及第,并一路向上攀爬之外。或是宁肯花费巨额贿赂,想方设法买通地方官员,找各种理由不缴纳钱粮。如今朝廷中做高官的,那个家中不是几万,甚至几十万亩地,却无一人肯缴税。
但朝廷对地方官的考核之中,却有一项要求相当严苛的标准,那就是地方上的钱粮征收入库标准。除了大灾之年外,地方官若是连续多年达不到,拖欠本应该上缴朝廷的钱粮。不仅考核通不过,甚至还要面临降级甚至罢官,提前回家养老。为了保住脑袋上的官帽子,那些地方官自然会把原本的他田赋负担,转嫁给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身上。
使得原本十个人应该负担的赋税,如今都集中在了最穷的三两个人身上。造成原本应该缴纳一石粮食,三百文制钱就可以完成纳粮。眼下却需要交上十石,三贯钱才算完成缴纳皇粮。这样一来,变成了天底下最穷的一群人,负担却是最重的。而那些根本不差钱的宗室与豪门大户,却是因为采取了种种手段,将原本该交给朝廷的钱粮,都转嫁了出去。
因为负担过重,实在无力缴纳朝廷征收的税赋,很多百姓都将自己的土地,投效到那些打着种种旗号,可以豁免的人家手中,将自耕农变成了佃农。这使得那些豪门大户,名下的土地不断的增加,倒是更加的富裕。这样一来,不仅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还造成了朝廷因为可征收钱粮的土地不断减少,导致征收的钱粮,几乎每一年都在不断的减少。
而让黄琼下定决心,打破那些豪强、勋贵、宗室,独吞了百余年的饭碗,便是黄琼前次南下广南西路,这一路亲眼所看到的景象。沿途,黄琼发现因为赋税过重,弃地的百姓越来越多。有的靠着给那些勋贵、豪门、官宦之家,租佃为生。因为那些佃租,相对于如今他们头上的赋税来说,还是要轻了不少。有的则改为以打短工卫生,但这只是相当少数的。
有的,则干脆拖家带口的出去做了流民。原本随着号称塞上江南的宁夏府,重新大力开发,大量流民迁入。整治得不错的京兆府周边流民,这几年又有所上升。又一次聚集到数万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来自山东路,两淮,湖广北路。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难,躲避兵灾。但更多的,都是失去了谋生的土地,跑到京城来给一家老小求一个活路。
同时在南下的旅途之中,轻车简从的黄琼,在不惊动地方官府的情况之下,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宝贵材料。他发现,自己虽说并未因为平叛,而加征一文钱的税赋。但民间的怨言依旧很大,百姓的负担依旧极其沉重。一路南下的所见所闻,让他知道这种情况再不变革,恐怕下一场的叛乱便已经为期不远了。
而且一旦新的叛乱出现,恐怕未必有如伪帝那般容易扑灭了。民怨沸腾到如此地步,实在到了已经不能不变的时候了。中国历朝历代,老百姓唯一造反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吃不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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