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於藩国。”————————【管蔡论】
从益州调运钱粮北上关中,一是为了纾解关中的旱灾,确保百姓不至于没有饭吃;二是为了间接削弱益州的实力,只要益州府库没有足够的钱粮,便壮大不了任何人的野心。
先以救灾为名调运粮草,至于在路途会造成损耗多少姑且不问,等到今年的旱灾结束后,从益州转运钱粮充实关中也渐成了习惯,皇帝便可在这个基础上尝试着去触动中央与地方分税的利益蛋糕。只是在眼下,仍然是以援关中、弱益州为主。
“益州刺史邯郸商我见过,别的不说,单是一点,办事就很得力。”皇帝简单点评道,对于邯郸商,他并没什么很满意的印象。当初在召见他的时候就能看得出,邯郸商胆怯懦弱、表面上儒雅优容,实际上自私贪婪,这样一个性格缺陷、又处于权力边缘的小人物,只要给足了好处,就会不遗余力的为提拔他的人办事。
当初为了寻这么个小人物,皇帝可没少费心思,如今当着众人的面提起邯郸商,他也说不出什么有何出色的地方来,只好拿一点‘办事勤恳’来搪塞:“这次调运益州钱粮支援关中旱情,就由他来经手,也好看看他的才能如何,以后也好视之授任。”
东汉以降,刺史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秩二千石、与太守品秩同级,还能领兵作战,干预地方政务。刘焉当年提请重设州牧,其实就是在刺史现有的权力基础上,使其增加了更多明文规定的权限、得以名正言顺的治理属下郡县。
皇帝亲政以来虽然嘴上未曾明说,但对州牧制度却是十分反感的,所以无论是封官还是授任,他都仅给刺史的名号。就连当年身为幽州牧的刘虞千里入朝,也照样被改任为刺史,不过是给了他秩中二千石的超然待遇。
韩遂等人所在的州郡是朝廷的权力目前难以触及的地方,刘虞、钟繇所处的州郡又急需有人领头集权而不是分权,所以他们领着的刺史名位仍是拥有一定的军政权力。与他们的现实情况相比起来,益州无内忧外患,自然不需要军政集权的长官,同时也就成了皇帝触动地方改革的另一个试探。
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邯郸商担任益州刺史,却只给他秩六百石,权责只包括监察二千石等地方官是否秉公理政、是否与地方强宗豪右相互勾结等六条基本职事,把从东汉以降,州刺史逐渐成为一个郡太守之上的行政官员重回到了最初设立的原点,单只负责监察的重任。
这不仅是对益州官僚、豪强力量的削弱,更有可能会重新改写汉代的刺史制度。
然而董承并不在乎这个地方制度的改变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只知道,皇帝无论出于什么心思而力求促成的‘弱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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