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15日

　　我食了言，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脑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从表面看，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想明白。知道我参加过“月光社”的只有劲松和依依，如果真有人作证，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他们坚决不说，是要保护革命同志，但在下次公审时会，会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

　　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

　　临出调查组时，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月光社”活动的几个细节，都是实情。

　　这么说，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

　　刚回到宿舍，劲松便闻讯赶到了。他一见我，顿时愣住了，随即竟然眼圈红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但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

　　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来找我，不怕以后背个‘通敌’的罪名吗？”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

　　“这是什么傻话，我怕过什么？”劲松还是那气吞河山的样子，“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说是证据确凿。”我叹了一声：“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劲松惊讶地望着我。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

　　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把依依叫来，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显然，他不是揭露我的人。

　　难道真的是依依？我的胸口开始发闷，疼痛。

　　她很久没来看我了，也许这说明了什么。但我还在思考，想到劲松脾气火爆，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依依又在“铁托”的眼皮底下，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正好给“铁托”一个打击他的机会。何况，问清楚了又怎么样？

　　我严辞阻止劲松去前卫线医院，并告诉他，我会找依依问清楚，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这时，他眼泪终于落下来，抱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还不如去死了好。”多么震撼人心的话，一生有此一友，不枉活一场。

　　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

　　其实，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我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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