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15日
我食了言,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着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脑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从表面看,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想了似乎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想明白。知道我参加过“月光社”的只有劲松和依依,如果真有人作证,就应该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我虽然问过调查组谁是证人,他们坚决不说,是要保护革命同志,但在下次公审时会,会拿证词一一和我对质。
会不会他们只是准备诬陷我?
临出调查组时,听他们说起了我参加“月光社”活动的几个细节,都是实情。
这么说,劲松和依依两个人中,一定有一个供出了我。
刚回到宿舍,劲松便闻讯赶到了。他一见我,顿时愣住了,随即竟然眼圈红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向如铁打般的劲松这么难过,或许是我近半个月来不事梳洗,邋遢得像个流浪汉的缘故。但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的难过另有原因。
他已经听说了我将被定罪的事。
“你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来找我,不怕以后背个‘通敌’的罪名吗?”我被他这么快的到来深深打动。
“这是什么傻话,我怕过什么?”劲松还是那气吞河山的样子,“知道是谁供出你的吗?听那些调查组的人说得有板有眼,说是证据确凿。”我叹了一声:“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劲松惊讶地望着我。他当然知道自己是二者之一。
他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忽然说:“我这就去前卫线医院,把依依叫来,问她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显然,他不是揭露我的人。
难道真的是依依?我的胸口开始发闷,疼痛。
她很久没来看我了,也许这说明了什么。但我还在思考,想到劲松脾气火爆,说不定会对依依做出格的举动,依依又在“铁托”的眼皮底下,他这么怒气冲冲的跑过去,正好给“铁托”一个打击他的机会。何况,问清楚了又怎么样?
我严辞阻止劲松去前卫线医院,并告诉他,我会找依依问清楚,并感谢他没有揭发我。这时,他眼泪终于落下来,抱着我的肩膀说:“好兄弟,我真要是做那样的事,还不如去死了好。”多么震撼人心的话,一生有此一友,不枉活一场。
但这替代不了我心中的苦闷。
其实,如果真是依依供出了我,我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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